易倍策略在巴黎，祈祷于脆弱时

易倍策略

今天是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，世界在谈论“精神”——那个隐秘、脆弱、又支撑我们活下去的部分。

存在这样的群体，Ta们的创作与“精神”紧密相连。有时，这表现为对于忧郁、偏执等症状的痴迷，有时则是被“精神”所困，为了活下去而创作，找到命运的出口，以艺术作为对抗、逃逸的方式。

精神与艺术之间的关系，比想象中更加微妙。将世界翻转向内的观看并执着于此，因为我们所钟爱的，往往是困住我们的事物。

Monsieur H（H先生），Léah Cohen，2018

癫狂的病症和执念，生命的激情与热爱，有时它们之间只有一线之隔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用三天，通过三个艺术展的视角，展开一场对精神性艺术创作的讨论。

第一天，从“脆弱”开始。我们该如何面对脆弱？是恐惧、压抑，还是任其发展？

在巴黎的皮提耶-萨尔佩特里埃医院（Pitié-Salpêtrière Hospital）中，一场展览，正在为脆弱者而鸣。展览在医院的圣路易礼拜堂（Sainte-Chapelle）进行，它是一个完美的场所，因为祈祷，正是人们回应脆弱最早的方式之一。

19 世纪的巴黎，每年4月中旬的某个夜晚，上流社会的精英们会抛开剧院或画廊，涌向位于城市东南角的皮提耶-萨尔佩特里埃医院。大厅中，一场舞会正在举行。人们身着华服，随着音乐起舞。

但气氛令人感到不安，所有视线的焦点都落在一群女人的身上。她们中有的是医院患者，确诊了某种精神症状，比如癔症或是精神分裂症；有的则只是在当时的社会，被遗弃或是边缘化的女性，她们也被长期关禁于这所医院中，只在这一天与墙外的社会再次产生关联。

电影《疯女人的舞会（Le Bal des folles）》（2021）改编自维多利亚·马斯（Victoria Mas）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1885年发生在巴黎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故事

这个夜晚被称为“疯女人舞会”（Le bal des folles）。女人们被置身于舞台中央，举止优雅。贵族、作家和记者则在一旁激动地观望，反而是“最不平静、最吵闹、最激动”的一群人，受邀于 1889 年舞会的一名精神科医生如此描述。

一个多世纪过去，如今，在同一片宁静的土地上，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正在展开。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圣路易礼拜堂里，儿童精神病学家兼艺术家 David Cohen 策划的展览“VULNÉRABLES（脆弱性）”正在进行。展览汇集了29 位艺术家的作品，他们中有知名艺术家、精神病患者，也有儿童。

VULNÉRABLES 展览现场

高耸的穹顶下，这些作品色彩丰富，笔触大胆，与礼拜堂古老严肃的宗教艺术并置。这个曾经象征着禁锢和控制的空间，如今成为其长期压制的声音进行自我表达的场所。

通过丰富的媒介，展览拓宽着脆弱的含义，从病患到垂死之人，从孕妇到呼吸衰竭者，从治疗师到照护者。它尝试表达一个观点，在现代，脆弱性不再是奇闻逸事，或供于窥探的谈资，而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状况；它也批判过去对于弱势群体家长式的态度和道德准则。“脆弱性意味着力量、韧性、抵抗和讽刺。”展览前言中如此写道，“某种程度上，它本身就带有激进主义的色彩。”

最后，它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去奇观化后，我们可以如何去应对和关怀这种脆弱性？

圣路易礼拜堂所在的皮提耶-萨尔佩特里埃医院，在其成为现代神经科学的标杆之前易倍策略，拥有着漫长和复杂的历史。这些饱含争议的黑暗时期，记录了法国社会对于边缘人的态度演变。

医院名称中的 salpêtre，意为硝石，透露出这个场所作为兵工厂和火药仓库的原始用途。到 17 世纪，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将这里改造成一个照护所，实则却是为了实施以清洁街道为目的的监禁。

乞丐、老人和穷人，被统一收容到这里，与其余的社会隔绝开来。逐渐地，被隔离的标准越发拓宽，妓女、残疾人和癫痫患者也被纳入其中。

Sans titre（无题），Tomasz Machcinski，1980

在庇护的名义下，所有“不受社会欢迎的人”都被拢聚到萨尔佩特里埃，这个城市看不见的阴影中。到 17 和 18 世纪，这家医院一度成为欧洲最大的临终关怀院，收容了 8000 名贫困妇女。历史记载，医院内部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过度拥挤、卫生条件差、虐待和强迫劳动的情况普遍存在，本质上更像是一个监狱。

18 世纪末开始，随着菲利普·皮内尔（Philippe Pinel）、让-马丁·沙可（Jean-Martin Charcot ）两名精神病学先驱的先后到来，这家医院成为全世界神经科学的最前沿。高墙之内，对神秘脑内世界的探索，吸引了包括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在内的诸多同时代著名心理学家与精神医师参与。

让-马丁·沙可（Jean-Martin Charcot ），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神经病学的奠基人

皮内尔对现代精神病学影响深远。他强调医院的人道主义改革，将残酷的镣铐从病人身上解开。因此，医院中监狱般的状况有所改善。但即便这时，它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，奇观也时常掩盖科学的光芒。被囚困于此的女性成为科研人员观察的对象、学科发展的案例来源。

法国画家 André Brouillet 的画作《萨尔佩特里埃的一堂临床演示课（A Clinical Lesson at the Salpêtrière）》便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：在沙可著名的周二讲座上，一个女人正以戏剧性的姿势向后倒下，被助手扶住。她的周围，一排排男医生和学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女人痛苦的场景。这反映出彼时接近舞台表演一般的授课方式。

萨尔佩特里埃的一堂临床演示课（A Clinical Lesson at the Salpêtrière），André Brouillet，1887

萨尔佩特里埃的建筑也强调了这种感受。建筑史的研究者如此写道：“连续的墙体系统构建了封闭的围墙，并加剧了女病人的隔离感……既将其孤立出来，又将其夸张化，营造出一种歇斯底里的感觉。”将女性痛苦视为一种材料，让这个时期的科研进展充满了矛盾和争议。

这一问题重重的遗产构成了 VULNÉRABLES 的历史背景。展览并不避讳这一点，而是指出，医院作为治愈和照料场所的概念，历史并非久远。David Cohen表示，更漫长的时间里，医院的角色“一直是边缘人群、受排斥者、残疾人和弱势群体的接纳场所”。

策展人 David Cohen 从小开始绘画。但相比之下，他在精神病学的道路上显然走得更远。如今，他是索邦大学教授，并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担任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系主任。

对艺术的终生实践，让他更容易在两者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。十年前，他就曾受邀为这家医院策划一场围绕让-马丁·沙可的展览。疫情过去后，医院希望重振礼拜堂的文化属性。于是，今年，在沙可200 年诞辰之际，Cohen 再次受邀将艺术作品带入教堂，最终成果便是 VULNÉRABLES。

在喜爱强调自我成长的现代社会，脆弱往往不受欢迎。它带着有些软弱，甚至失败主义的意味。

David Cohen 在 VULNÉRABLES 展览现场

借由此次展览，Cohen 试图打破这种围绕脆弱性的单一感受。他表示，精神病学中以相对消极的视角看待脆弱性，因为它始终是一种风险因素，可能导向疾病；但在艺术的世界，脆弱性时常被视为某种美好的、启发性的体验。它是灵感的源头，可以带来创作，甚至是名望。

“因此某种程度上，脆弱性是介于两种观点之间的一个概念。”Cohen 表示，“在精神病学领域进行艺术创作，可以为那些过去被更多负面视角看待的事物，注入一些积极的意味，成为我们对于不适的回应。”

两个视角的对话在展览的前厅展现得最为突出。进入礼拜堂易倍策略，最先映入眼帘的作品，包含了一系列大型的画作，分别来自法国艺术家和儿童心理治疗师 Jacques Soisson，以及原生艺术先驱让·杜布菲（Jean Dubuffet）。两人以矩状几何图形为主体的平面绘画，色彩鲜明，有着风格上的相似性。

Le joueur de flûte（吹笛者），Jacques Soisson，1975

杜布菲的作品以叛逆以及反文化的态度而为人所知。他在 1945 年提出了“原生艺术”的概念，试图在学院派之外的世界寻找艺术的创造；而 Jacques Soisson 则是儿童精神科医师出身，从精神治疗出发探索其与艺术结合的可能。

从两个相反方向出发的人，在彼此的世界寻找到了一些答案，达成了某种理念上的默契。不仅是绘画风格的强烈交映，展览中展出的信件和文书还显示，两人之间保持着长久的友谊和彼此之间的通信，会在节日时互赠祝福，或是交流围绕艺术创作的想法。

“房屋、树木、道路、天空，这些构成儿童画的具象物，我完全不确定它们是否与真正吸引孩子们的事物相符。”杜布菲在 1969 年一封致以 Jacques Soisson 的信中写道，“它们更可能是我们在教育初期鼓励孩童辨别、命名和重视的对象。但如果它们构成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词汇，那将会很有趣。”

Logologie（语言学），Jean Dubuffet ，1974

这些对话在近半个世纪后仍在现实中回响。在这些大师之作中同时呈现的是一张长桌，长桌上铺满了笔触稚嫩的画作。这些是来自巴黎儿童的创作。

2015 年 11 月，巴黎发生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恐怖袭击。其中巴塔克兰剧院是伤亡最为惨烈的地点之一，三名枪手在一场演出期间对人群开枪，夺走了 90 条生命。这些儿童在恐袭时均身处事发地附近，因为亲人死亡、城市被毁，或是环境中反复播放的暴力信息，而遭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。事件发生后，心理治疗师 Fernando Bayro-Corrachano 和这些儿童通过一系列绘画和水粉进行了交流，以帮助他们表达潜意识中的感受。

心理治疗师 Fernando Bayro-Corrachano 与遭遇恐怖袭击冲击的儿童通过这些画作进行交流，部分作品也在 VULNÉRABLES展出

在绘画时，孩童们不会避讳暴力，反而总是会画出杀戮、战争或冲突的场景，举着机关枪的人，被击中流血的受害者……画作也会表现出，外部的信息是如何被内化的。比如，一名在事件后开始出现癫痫发作的女童，描绘自己的脑海中有一道红色的闪电，这指向的是袭击当晚电视上播放的警笛声。

还有一幅画作，让法国国旗以盾牌的形象出现，上面写着“自由”。它被置于中间，因而画面一边的恐怖分子无法越过它，抵达受害者所在的另一边。治疗师 Fernando Bayro-Corrachano 为此深深触动，在分享中他表示：“在这幅画中，这面‘盾牌’直面暴力，而现实中，直面暴力的正是这幅画本身……这个孩子教会了我，将绘画视为抵御暴力的一座可能的‘堡垒’。”

除此之外，展览精心选择了一系列作品，以展现不同形式的脆弱性。尽管视角各异，仍不难从展品之间的频繁对话中，觉察出一点：脆弱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同经验。

矗立在教堂入口处迎接人们的，是陶艺家 Johan Creten 的大型雕塑 The Tempest（暴风雨）。在某个角度，它看起来像是一段空心的枯木，转到另一面，又似是一只孤独的鸟，翅膀收敛，脑袋低垂。

The Tempest（暴风雨），Johan Creten

Johan Creten 告诉策展人 Cohen，该作品是向莎士比亚的戏剧《暴风雨》致敬。这让后者感到十分惊喜，Cohen 表示：“他（Creten）不知道的是，沙可的私人办公室里，天花板上正挂着《暴风雨》中的段落，尤其是有关梦境的部分。我喜欢这种不经意的时刻，我们称之为共时性。”

纽约表演艺术家 Liz Magic Laser 的作品《驱魔 1 至 8》则刻意审视由沙可开启的，围绕歇斯底里的讨论。在一个半环形的空间里，八台竖放的显示器正在播放着八个人的影像。显示器扮演了时下流行的健身镜的角色，屏幕上身着瑜伽服的“教练们”，循环做出夸张的动作。这些动作包含了气功、全息呼吸法、昆达理尼瑜伽等，这些是来自不同文化的，帮助人们达到冥想状态的练习。

Exorcism 1-8（驱魔1-8），Liz Magic Laser，2023

作品借由健身镜的现代场景，试图引导来访者参与其中，与屏幕上的人物共情。它提出一个问题：歇斯底里是单个个体对外界的适应不良，还是作为人类机体恰当的社会情感反应？

这回应了沙可在一个世纪前的探索。19 世纪，歇斯底里症一度被视为一种女性独有的问题──这是“疯子”的污名摘下后，戴在女性身上一道新的锁链。沙可的研究打破了这种旧有的刻板印象。他提出，歇斯底里与身为女性无关，而是一种可能影响任何人的神经系统疾病。

展览中，这部分历史通过一张旧照片也得以一窥。它被放大悬挂在两米的墙壁高处，入口的位置。画面中男人全身赤裸、身体反弓，夸张地顶起身体。弓背或剧烈的身体扭曲，是被沙可视为所谓歇斯底里症的标志行为。这样的图像被用以反驳旧有的观念，表明男性也同样可能出现这样的症状。

VULNÉRABLES 展览现场

展览以两件引人注目的服装收尾。一件来自法国雕塑家 Étienne Martin，一件来自巴西的原生艺术家 Arthur Bispo do Rosário，以几乎为原尺寸的照片呈现。尽管创作背景截然不同——一件创作于巴西精神病院中，另一件则源自法国先锋派——但两件作品不约而同地，将织物转化为自我的延伸。他们用像盔甲一样的袍子，强化了自己的身体，并探讨着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：人体如何承载其脆弱？

Le Manteau（外套）, Étienne Martin，1962

“Rosário 用他能在医院找到的所有碎片制作了这个袍子，这是为了他死后接受上帝审判时，能有一件很漂亮的外套。”Cohen 介绍，“当你同时看到这两件作品时，你会惊叹于他们之间的对话。我很自豪能展现这些照片，因为据我所知，此前尚没有人将它们这样并列放在一起。”

Manteau（外套）, Bispo do Rosario

正是因为这种经验的普遍性，Cohen 不愿为原生艺术赋予一个确切的定义。

“我认为原生艺术的定义已经改变了。”如今在世界的一些地方，比如英国，会更多地使用 Outsider Art （局外人艺术）来形容，其范围更广，也更灵活，不仅涵盖与精神体验相关的艺术，也涵盖了自学成才的创作者，以及那些创作不属于传统类别的作品。

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属于一个现在颇有话题的市场。虽然起初它的想法与精神体验密切相关，但精神病院里的艺术家并不那么容易找到。”他表示。

Sans titre（无题），Shinichi Sawada，2012

相比之下，Cohen 更喜欢原生艺术画廊 Christian Berst 对此的定义：“原生艺术的核心是不被看见，当它成为谈论的焦点时，它就不再是原生艺术了。”他喜欢这个定义，因为它保持了一种开放性。而其中的核心是，不论在任何年代，社会上总有一群被边缘化的群体，或是人们不愿去关注的事物，它们的处境才造就了原生艺术的根基。

而相比于 18、19 世纪，如今，精神治疗的活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，一辈子待在围墙之后。“在现代化的医院，人们可能只待两三个月、一两个月，仅此而已。”在 20 世纪逐渐明确和制度化的人人平等概念面前，不同人群之间的世界之间不再有明确的区隔。